这本书就只能写成这样了,在完成它两个月的时期内,我就一直这样对自己说,除了文字的差错,我没有改动任何一点。这倒不是说它能够像《吕氏春秋》一样,在市场内悬挂若干日子,骄傲地展示自己无暇的内容。我虽然懵懂无知,但是自知之明还是会战胜狂妄,其实在写作过程的每一天,我都一直忐忑不安。我们的写作计划会不会是伊索寓言中的那个伟大的山峰,在惊天动地的摇晃之后,恐惧的人们以为会降生什么不朽的奇迹和灵光,而事实上,只不过跑出了几只灰头土脸的小老鼠。尽管有着这样的惶恐,还是不愿意在完成以后再删改,为什么我要执著于自己的浅陋呢?
我自己也有点糊涂,从来写个文章,在雄心的激励下我会草草起笔,最后在自卑的清醒后潦潦收场,文稿如果是手写的,那么就像是经历一场浩劫的上甘岭,看不出原来白纸的样子,各种涂改的符号愤怒地爬满了整篇文章。好在有了电脑,维系住我表面的虚荣,打开文档时都是干干净净。可是这个文稿我后来又看了若干次,从文字到标点,每个印记都刻在我心里,没有谁比我更了解它的缺点,无论是逻辑的错误、安排的混乱还是搭配的失当,但是我依然拒绝改动。这种执拗对我来说也实在罕见,当然也维持不了什么,稿子还会经过审慎而智慧的编辑之手,他将毫不犹豫用红笔把我的虚妄击碎,真希望伟大的编辑能成为阿喀琉斯的母亲,在他的洗礼下我们的这本书可以刀枪不入。对于他的任何改动我都是一万分的欢迎,可是我自己却没有办法下手。
像是去相亲,媒人的嘴巴里尽管说得天花乱坠,但是自己的这幅德性还是心知肚明,所以在约会等待的时候自然会心虚、不安甚至想逃走,但是好奇心又维持住了自己,为了看一看对方,决定忍受即将到来的羞辱。在这样的僵持中,时间分秒而逝。突然,一种自尊心从心中涌起,好也罢,歹也罢,自己就是如此,从来如此,让羞耻见鬼去吧。我要把等待当成光荣,甚至还来了牛脾气,拒绝梳理头发,拒绝换件衣服,也拒绝收敛自己的举止。面对未来的评价,我恐怕也是如此,天生我材就这个模样,大家看吧。此时害羞的求亲者倒变成了示众的游街者,罪恶感没有了,反而坳起脖子大喊一声,“二十年后老子还是一条好汉”。
不过,这里我又不能不为自己的执拗道歉。需要指出的是,我的执拗只是殃及本书解放初到文革结束的三章,即自己负责写作的三十年。至于其他四位作者则是精益求精的,她们是我的同门,对于她们的才华和聪敏我一直敬佩不已。而且她们对于这本书,像是初恋时见情人,梳妆打扮后才会见人,她们下了更多的功夫,这一点我自愧不如。
在为自己开脱了一阵后,我想说明一下本书的原委,算是为我们的处女作添一点花边逸闻。最初的灵感来自我的导师、勤学深思的李彬教授。他是“七七级”的,即“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八十年代有部风行全国的书,他一直念念不忘,那就是美国人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对于当时许多年轻知识分子来说,该书带来的不啻是一场地震——原来历史书也可以这样写啊!其间,没有一本正经的说教,整个美国40年历史,都被作者用一种光怪陆离的笔法展示出来,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原来也有着常人的喜怒哀乐,他们也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只是一个阶级中的某个万恶分子。从此,美国当代史的大人物在中国也开始走下魔坛,有了鲜活的人味。作为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者,李彬教授从此一直有个情结,就是希望弄一部中国新闻史的“光荣与梦想”。这个愿望埋在他的心中,不断孕育、生根、发芽,直到把我们这拨弟子招进门下。
若不是极其正式和重要的场合,李老师是决不会穿西装打领带的。招我们这帮弟子入门的时候,他就穿得异常正式,在谆谆教导一番以后,给每个人送了一套书,就是新版的《光荣与梦想》。这大概也是他的春秋笔法,暗含着一番深意。半年以后才开始破这个题,就是要率领我们写这样一部中国新闻人的《光荣与梦想》。当时我们都懵了,入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行当,本来指望着写两篇一辈子决不再看的论文毕业了事,没想到竟然要整一个这么庞大的工程。百年中国新闻人,光荣何在,梦想何在。在经历这么多年的新闻教育以后,现在的学生概念里只有新华体、人民调、广播腔等,再加一些地摊小报,许多学生的“梦想”不过是出头露脸当主持人的“光荣”,而我们为什么要抹掉历史的土渣,把一群群已经安息的灵魂们唤醒,把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过去推给这些正在做梦的未来新闻人。
写作时发现自己在做一个很吃力,很不讨好的活,过去新闻人的恩怨故事固然精彩,但是他们的悲欢离合也让人唏嘘。我自己更是摊上了一段倒霉的时光。当我的同门们在写着范长江、陆诒等人荣耀之时,我却要给那些优美的人生乐章加上一段不和谐的终止符。他们最后所承受的一切虽然都与我无关,但是每次写到这些经历时,我总是感觉自己像个屠夫,为什么不多涂抹些亮色,甚至可以跳过去,把耳朵轻轻地捂住,把眼睛微微地闭上。储安平失踪了,金仲华上吊了,为什么要告诉别人这些?让他们一生最耀眼的那一刻留在历史中多好,为什么要把这残忍的结局写下来?甚至为了制造一些悲凉的气氛,和新闻史关系不是很大的罗隆基、彭文应、王造时也被拉了进来,他们不过是我的老乡和校友而已,我为什么要这样?我无言以对。我也曾考虑过删改,是不是把大庆、大寨、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焦裕禄等等很阳光的故事写进来,是否要把穆青、李峰、郭超人、王石这样值得尊敬的新闻人多描述一些……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一些苦命的人,这是我的一点点私心。我想那些阳光的故事,那些光荣榜上的人物,自然会有许多人写的,他们了解得更多,写得更好。而我只好取巧,写些“异样”的人物。
写作过程还是给了我无限的乐趣,每天我不断在脑海里打着问号、感叹号和省略号。这是个淘宝的过程,闪闪的金子就埋在历史的海洋里,我偶尔得到一块,就会兴奋半天。甚至跑到李老师那里去炫耀:您知道穆青的老丈人是谁么,储安平的第二任妻子和谁私奔了,乔冠华在哪儿卖过报纸等等。甚至相熟的朋友也想听我来说说新闻史上的段子:吴敬琏搞市场经济还没有他母亲明白,钱其琛在大公报工作过,范长江参加过南昌起义等等。
本来我们的书就是要讲故事,但是故事总有个基调,也许是悲剧,也许是喜剧,也许是讽刺剧,为了使故事更加的简洁,我总会去删除不少的枝叶,而且为了叙事的需要,我也会暗设一种基调和情感,这些都是我的擅作主张,写小说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历史而言,我也许删除掉了最本质的,但也最朴实无华的部分,留下的可能只是某个人一生长河中偶尔泛出的几个浪花。
我写的部分并不能代表某个人的一生,真的,对人的评价复杂而且多变,我写的这些故事并不完全代表我对这些人的判断,比如充满争议的人物,陈伯达、胡乔木等等。也许我该多写一些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写,则希望读者保留一些警惕性。不要因为书里的一些故事就轻易地肯定和否定某个新闻人,我们写作组的人从一开始就不想成为刀笔之吏,这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从根本上讲,我们对同行先驱带有一种同情的理解,这也是李老师一再告诫我们的,而且在写书的过程中不断深入领悟的。那些新闻人的际遇和行为,要放在特定的时空中去理解,写书时不要自以为是地站在道德和历史的高台上,俯视往昔的人们,而要平视他们,尽量用他们的眼睛来看问题。如果读者在本书中看到什么骄傲和自大的言辞,那是我最为难过和不安的。
这个后记拉拉杂杂写下去将会没有尽头。奉献出这样的作品时,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我有点心虚,但是如果没有那些可敬的人的帮助,也许我们这本微不足道的小书就没有办法问世,没有致敬我将良心不安。首先是感谢我的导师李彬教授,书中最闪亮的部分来自他的教导。其次是感谢我的这些同门,我们大家互相鼓励着完成了这本书。再次是感谢福建人民出版社的魏清荣编辑,他的宽容和仔细我们将铭刻在心。最后还谢谁呢?我想起做过的一个梦。要去搭最后一班地铁,结果晚一步,车开走了。在我的眼前,透过明净的车窗,我看到一个个熟悉的脸庞从我身边离去,她们向我挥手,微笑,最后隐没在地铁的深处。我想搭上那辆地铁,也许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但是我没有赶上,这本书就献给那趟我没有搭上的地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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