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碎语

   老毛有句诗，“环球同此凉热”，1968年，除了中国，基本上都算是这样。

   格瓦拉的死让他成为了一个象征，人们不需要了解他的生平，不要看他的著作，也不要了解他的历史，只需要知道他已经死了，在没有衰老无力地像个老哈巴狗一样躺在床上等着别人的时候，在不需要家人帮忙擦尽嘴边口水的时候，在遗忘还没有像癌症一样侵入后来者的灵魂的时候，他就死了，年轻，充满激情，像个战士一样。没有什么比这样一个人更像一个符号，英雄倒在革命胜利的曙光下，或者匹夫挑战千军万马的敌人，这种形象构成了1968年最美丽动人的一个符号，虽然未必真实，但是死亡让格瓦拉升上神殿，成为被压迫者的庇护神，并且一次次从历史的深处被唤醒，成为号召人们战斗的旗号。

  难忘1968年，一场不得人心的战斗唤起全世界人们的反对，革命有了一个最好的由头，反对战争，从美国加州的伯克利，到法国巴黎的索邦神学院，人们都举起旗子，高声呐喊反战，要爱不要战争。可是战争只是由头之一，这些革命的后辈，冲破巴士底狱的继承者，只是把革命当成了一场盛大的狂欢。白天反对越战，压迫，资本主义制度，晚上却抽大麻，滥交，冥思苦想，学习毛泽东著作。八十年代中国高喊改革开放会带来资本主义的沉渣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沉渣恰恰是六十年代学生革命的产物。这些学生面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因为无能，就躲入更为深刻的思考领域，他们说资本主义不光是政治压迫，经济压迫，还是文化压迫和身体压迫，面对前者他们只敢到大街上扔几个啤酒瓶，或者说是“莫洛托夫”燃烧弹，枪声一响，如鸟兽散，而面对后者，他们却可以为所欲为，把身体的放纵说成是对时代的反抗。而吊诡的是，即便这个身体反抗，也有着中国的影子，在中国最清教徒的文化革命里，偏偏提出了造饭有理这样的口号，这些简单的词句到西方就转身成了革命的借口。然后，风水流转，若干年后成为大陆要清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部分。革命，有时候就是荒唐的代名词。

  难忘1968年，并不是只有那些没有出息的所谓西马，巴黎学生上街的时候，很难想象背后法共正和戴高乐政府达成了交易，法共领导人一再反对学生上街。而隔着柏林墙的黑幕，在意识形态的另一头，也开始了1968年的抗争。苏联把异议的诗人关进了牢房，在法庭的门口聚集了抗议者。波兰上映了显克微支的戏剧《先人》，每当里面有讽刺俄国的台词出现，观众就热烈鼓掌。而捷克走的更远，杜布挈克领导的捷共要求走一条新的道路，几乎是全民签名支持他们领导人的决定。捷克要开始一场在今天类似第三条道路的改革。可是，苏联出兵，占领了这个小国，杜布切克等人被抓到了苏联，签署了支持苏联的决议，他说为了避免流血，他毫无选择。看过电影《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么，布拉格街头美丽的雕像，被示威的人们蒙上了眼睛，戴上了口罩。

  难忘1968年，怎么可以想到，中国支持越南，导致越共的胜利，越共的胜利又诱发了美国的反战和文化反叛，这股反叛又同中国的文革的浪漫气质和只言片语一起吹到了欧洲，成为法国人造反的理由，而电视上的造反，学生的激情又传染到了铁幕的另一头，这边学生在向往着社会主义，而那边社会主义的学生们，倒过来，又在向往别的制度，而布拉格的运动遭到苏联镇压以后，中国政府意识到苏联干涉的可能性，决定把中国的武斗和造反制止下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结果中国的学生造反事实上就这么结束了。佛教管这个叫因果。

  难忘1968年，那个造反的时代，有了成功者，是遥远的一个国家，巴基斯坦。可是结果却是，一个国家分裂成两个，孟加拉和巴基斯坦。有很开明的统治者，他是铁托，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当学生占领了大学以后，铁托听到了消息，他向学生保证，他要改革，要给学生更多的自由，占领者立刻拿着鲜花和香槟酒上街庆祝。可是就是从那时起，为以后的分裂种下了民族主义的祸根。

  一言难尽的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