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碎语

    陈先生的课上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中研院史语所也迁到了台北。原来史语所历史组的主任为陈寅老先生，滞留在大陆的广州中山大学。其弟子陈槃接任主任一职，但是多少年，都自称为代主任，直到陈先生在广州去世的消息传到台湾，才去掉这个代字。每次陈槃先生提起恩师都是崇敬有加。老一辈学者好像讲天地君师亲，对老师都是很尊敬的。尤其是陈寅门下。蒋天枢先生到中山拜访，就有程门拜雪的遗风，陈先生说话的时候，蒋天枢就直直站了两个多小时，恭敬有加，那时已经是六十年代，经过五十年代末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陈已经没有办法开课，蒋去就有学术托孤的意味。而蒋也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晚年编纂先生的遗稿，出力最多。陈也可以说是识人的。

   听说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有次某出版社请老同志来开会，几个解放前的大学生议论纵横，提起当时执政的某正部大员，口多不屑，但是每次提起自己的老师，总要站起来，事死如生。不过解放后的学生，好像就没有了这么的样子，尤其是刚解放时期的洗澡运动，那么多大教授，大知识分子都站出来，一个个过关，冯友兰、金岳霖这样的泰斗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失声痛哭，痛陈历史，这样的话，师道尊严何在。其后，知识分子成了皮，知识越多越反动，甚至学生打老师等，余风所及，到今天，就是老师成了个职业，最多也就灵魂的工程师，好听点是灵魂，其实真正的意思在工程师，好像工程师更好一些样。

  要尊重现在的老师，其实也难，人们说一个人没有受过好的教育，总说是少无良师，长无益友，用在我身上非常合适，少年时庸师误人，德行文章学问，堪为楷模者，就很少，今日就算遇到，能尊敬一下，恐怕出于礼貌的成分要远多于尊敬的意思。今天在清华，也是名校，但是仿佛在一个现代版《儒林外传》里，冬烘、学官、南郭、叶公之流也是偶尔可以遇到，当然对我人生学问有莫大教益的老师也有很多，如秦晖、蔡乐苏、格非等先生，都是学问人品堪称楷模的。可是这里的学生也怪的，脾气大的狠，格非老师曾经有节课是秋季学期的早上八点开始，冬天冷了以后，学生就开始迟到，到最后几节课，班上选课之人，准点到者五六，拖拉来者七八，提前早退者三四，而且来者脾气都很大，无论老师讲什么，大大咧咧走了进来，搬桌挪凳，旁落无人，上自习教室一样。我那时乃至现在都不是骑墙派，特别不想上的课我就不去，记旷课就记吧，但是尽所有的力量不迟到。因为迟到既不尊重老师，也打搅同学，而且还很猥琐，挺讨厌这样不干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