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碎语

    今年许了两个很大的愿望，一是把历史哲学方面的书都看一遍，二是把自由主义和它相关的理论都弄明白。现在看来这两个任务估计都完不成了。这几天看约翰凯科斯的《反对自由主义》，不到300页的小书，不知是翻译的问题，还是自己的水平有限，理解起来非常费劲，基本上每段都要读两遍才能够搞明白。所以看一章就要费掉两三个小时，因为在晦涩的文字背后是对我曾经以为想当然问题的不断追问，在上帝的存在都要被反复拷问的今天，没有什么理论会有相当然的绝对地位，对这本书的评论我在看第二遍以后再陆续写下来，怕自己读书的偶尔所得和最终看完书以后的体会南辕北辙，所以暂时搁置一下。

    头几天把穆勒的《论自由》读了一遍，这个早慧的苏格兰人在20岁的时候，其才华就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同胞，然而同许多聪明人不一样的是，他思想的开放性，在他的文章中就毫无犹豫的指出了自己的众多的思想来源，其中就包括他的妻子Harriet Taylor，《论自由》发表于1859年，号称是西方政治哲学中最好读和最雄辩的一本。（见John Mcclelland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显然如果把《共产党宣言》也当作政治哲学著作的话，这样的判断就会有失偏颇。我倒是被穆勒出奇的冷静和理性而感到惊奇，在对政治问题进行阐述的时候，能够保持这样的自省实在难得。需要知道的是穆勒所处的是一个大动荡的年代，欧洲正处于1848年革命的动荡期之后，英国的宪章运动余波未了，而他在这些政治运动中也未非是无动于衷的一个观察者。事实上，印度起义后，他是英国国内少数几个抗议囚犯所受待遇的知名人士。这在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不失为一种英勇的举止，他甚至对巴黎公社给予了很大的同情，而社会主义者们一直把他所信奉的自由主义当作是一种虚伪的说辞。

    导师说读书要有问题意识，这方面我不是很明白，但有个想法倒是很清楚，就是一个政治思想的著作至少有两个可以考察的维度，一个是学术的继承，即学术本身是一个层层积累的过程，一个人必定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思考，自然这种思考未必是有个必然的时间和逻辑顺序，用葛兆光先生的话说就是会有个断裂和突进的过程，即有可能在思想史也会出现隔代遗传的情况，一个思想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以后，重新再被人提起或者继承，最近清华附近有人在做《瑜伽师地论》的读书会，这是唐玄奘从西域带来的佛经，唐玄奘据此创立了唯识宗（亦叫法相宗）其后此宗都一蹶不振，绝种了一千多年清末时随着西学的传入由欧阳渐无等人重新振兴。自然也有突然的爆发的情形，如战国的百家争鸣，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等，这些都不是完全按照线性逻辑的进程。但不可否认的是还是有学术史的继承的关系。

    另一个方面就是著作的写作者应该会有个对象意识，作者一般而言不会平白无故的著述，内心总有不得不说不能不说之愤懑抑郁或者欢欣等强烈之感情，才会诉诸于文字，流传于后世，而这种对作者的情感刺激之物或者是家国之兴衰思考，或者是学术上的穷根究底，总有一定的理由，我称之为对象。而这些著作时面对的对象，时过境迁以后往往会被人所简化，脸谱化甚至遗忘。简单的一点，孔子之《论语》不是写给我们两千年后的读者，而是给他类似子路、冉有、颜回这样的弟子的。此时看不到他是未来的圣人的任何迹象，此时他不过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流落各国的一个不同zheng见者，一个只真正掌握政权三个月的带有乌托邦理想的老人，这个老人喜欢音乐，身体还不错，长得很健壮，喜欢听音乐，不太瞧得起老婆。这是他的书和他的环境，后世解释的孔子非真正的孔子，而是他们所想象的孔子。（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