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碎语

选本，寻找出某个学科不同学者的最有代表性的经典性文本，将其串在一起，构成一个学科的简便的历史地图，从而形成某个场域或者学科的空间意识，这对于初入某个学科的后进而言，不啻是一个“入定”的不二法门。

但是选本也会受到各种的质疑，首先是编选者本身的学术视野、研究取向带来的某种选择性吸取，选择性淘汰机制。这是不可避免的一种困境，不能求全责备，苛责于人。

我对《文化研究精粹读本》的批评其实来自于各种细节，以及在这些细节背后体现的某种学术上的缺失。

首先，很细节的问题，没有一个作者的简介，虽然陶东风写了一个很长，对整本书的思想做了很有概括力的序言，但是对于他所编选25篇文章的25名作者，只是文章题目，然后作者姓名，接着就是文章的内容，没有通常论文在脚注或者附记里对作者情况的基本介绍。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籍贯、年龄、所属的大学，主要的代表作、联系方式、选取文章发表的时间等等。而这本书是个选本，对象就是对该学科不是非常了解的人，而那些背景知识恰恰有可能是他们未来按图索骥的一个钥匙。

其次，还是很细节的问题，所有选择的文章没有标明原始的出处。这样带来了几个问题，第一知识产权的问题，这里不只是说金钱方面的利益，而是更重要的一点，对原作者的学术研究的一种尊重，尤其是某些论文是发表在代表性的期刊和书籍里时。第二个问题，读者没有办法查找原文，一旦读者在阅读这些翻译的文章以后，产生了某些疑问，希望对比原文的时候，将不知道如何入手，尤其是很多困惑难解的地方，将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还是作者原文的表述问题，是否有误读、删节、和故意的曲解等，这样在未来引用的时候，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争议。

最后，依然是很细节的问题，这里面的文章，说句老实话，没有一篇是陶东风本人翻译的，他作为选者或者主编是否合适，好像还可以探讨。除去这个不说，所有文章的翻译者，都是只有一个姓名，没有籍贯、年龄、单位、联系方式等等。这样不尊重这些作者的劳动，只要付出了劳动，应该还是值得简单得介绍一下。其次单有翻译者的名字，而没有介绍，人们如何能够对本身翻译质量进行相信呢，设想一下，一个大学一年级本科生或者机械系二年级研究生做的这些翻译，而我们还却无法事先知道，这样的翻译文章我们可以相信么，甚至更加恶意一点，这些名字是否是因为担心翻译质量的不过关而编撰的呢？虽然这些情况我相信不会出现，但是细节是魔鬼，不能不慎重的。

其实在这些细节问题的以外，有个更致命的问题，就是背景意识的缺失，以其中的一篇文章，安德鲁·罗斯的《科学的挑战》为例，（选编者没有指出文章的出处和发表时间等资料，在参考文献中甚至没有罗斯的名字）选编者陶东风认为：“顾名思义是关于科学对文化研究的挑战以及文化研究如何回应这个挑战的。”可是这确实是陶东风本人的“顾名思义”，因为作者本人只是从这个文章的文本本身去理解，而没有注意到这个文章的背景和对话对象，而是孤立地看待这个文本，自然就出现了偏差。

安德鲁·罗斯，美国著名的文化研究类学术期刊《社会文本》的副主编，也是反对科学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干将。1994年，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写出了一本书名为《高级迷信》，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对科学研究的一些批评进行了反驳，其中这些批评中很多直接指出后现代研究中不少著作缺乏基本的常识，而其中，就有这位安德鲁·罗斯的一部著作，为此在1996年，《社会文本》上组织了一个专号，专题即位“科学大战”，要反击这些科学主义者的攻击，其中在这期专号里，有一篇文章，作者署名索卡尔，文章题目《越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

恰恰是这个文章引起了哗然，因为索卡尔是个理论物理学家，早就看不惯所谓的后现代文化研究学者对科学的批评和本身科学知识的无知，就故意拼凑了一篇充满了各种术语的陈词滥调和物理系本科生也能明白的常识错误。在写完了这样的文章以后，他就投给了《社会文本》，而负责编辑这个文章的正是安德鲁·罗斯本人。这就是西方著名的“索卡尔事件”。

没有这些背景，理解上述《科学的挑战》一文就基本上是从文本到文本的分析，罗斯的文章就是要对这个别人对他不懂科学进行一次反击。谁说不懂核物理就不能批评核武器了，这就是罗斯的逻辑，这也是文化研究里很多学者的批评意识，对与错，我不做评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