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碎语

   为了挣点零花钱，拼了老脸，攒了两篇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文章，发在《北大文化产业报告》上。也不知是谁鼓捣的，文化产业就红火起来的，想是一帮象我这样的穷书生，瞅着别人发财眼里发红，不爽，睡不着，对着天花板想出的这些主意。上骗国家下骗学生，自己荷包却能挣个挺瓷实的，人心不古呀。当初北大的叶朗，也算是小有名气的美学家，说得都是什么问题，摇身一变，就成了文化产业工作者，对着所有可以挣钱的和文化沾点边的产业都指手画脚。上次北大开会，有云南的影视城计划，有广东的世界印刷中心方案，甚至还有邯郸的中国成语之都的计划。有人说神学批上科学的外衣显得诡异，那文化带着产业的狗袍就显着滑稽了。

    再怎么滑稽，我还是蹭一点余腥。就是脸有点红，产业的事情我从来都不懂，只有一点自由主义的念头，就是凡是国家发动的改革都不会成功，而凡是民众推动的改革倒是有那么一些希望。而这些所谓的文化研究者，其背后的动机都是带有管制经济的意思，强调政府的推动力。可问题是政府有这个推动的能力，眼睛却不是那么灵光的，想怎么改并不是文化人的那几句大而不当的“现代企业制度”、“创意经济”能够搪塞的。文人论政容易极端化，文人论经济也同样会有毛病，反正国家是冤大头。其实未必那些领导者有我想象的傻，改革就是动位子，不动位子哪有票子呢，造出一些好听的名词其实还是很合某些官员的意思。

    中国的事情其实是很滑稽的，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有了思想品德课，当时的题目是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真是出手不凡，一上来就是古今中外争吵了5000年都没有解决的大问题，一本几个古板的中学政治老师编的小教材里就给出了正确的答案一二三四五，我一直就想见识一下当初教我该做什么样的人的那些人，他们怎么做人的。接着是中学，记得中考那年的，轮到小平同志南巡，股市开始大规模发动，社会主义也有了股份制，就开始考大家，中国的国有企业应当如何改革，答案是现成的，把股份制用一套逻辑给吹捧一通。当时没有去仔细想想，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国有企业如何改革的问题，我们可怜的两任总理都熬白了头也没有想出来，我一个小初中生，就可以毫不羞愧地写出答案，不是荒谬么，这是一个卡夫卡的幽默，你有答案，但题目却是错的。高中考大学，考得是农业该如何解决，我又扬扬洒洒写了一通，愿我的那些文字早些安息，可是他们还是不断出现在报纸、电视上，我抄他们，他们抄更多的他们，文字上诞生着文字，现实因为和文字不同自动退位了。研究生那年提出了什么问题，好像是多极世界，国际局势俺也懂上了一些，有时看到外交部的发言人说话，总觉得是偷看了我政治考试的试卷。

    现在又开始搞文化产业，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出版社经常欠我们这些小书生的钱，我过去做过翻译，从本科到博士都还欠着呢，书价也太贵，我已经三年没有买过非打折书了，一本书几十块钱，够我一个礼拜的口粮。中国人翻译的国外书质量最近也太糙了点，我情愿看原文也比看这些鸟人的翻译好些，导师能不能不叫学生翻译，然后自己署名，如果一定要这样的话，建立一个评估制度，翻译错了就在报纸公布这些导师的名字等等，最好英语和中文对比出那么一段，让大家奇文共赏，所谓的核心杂志可不可以少收一些版面费，多作者联名发表论文的做法应该取消，因为我知道的第二作者才是真正写文章的人。这些都是我身边的事情，如果说是文化产业，我还是有些了解，可是我却不敢写，写了也发不了，我只能写诸如某个地区的文化产业应该如何布局，上下游的产业链要怎样畅通，国家的政策应该保护什么，这些我不了解，大家也未必就能明白的话题，我的那些文字如同一个哈欠漂浮在空气中，瞬间就消失在无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