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碎语

   那激进主义者怎么来面对这样的指责？

    比附历史，从历史上类似事件寻找合法性。而历史的吊诡是相似的事件有着很强的比附功能，只是因为今天的政党和以往历次运动的渊源，产生一个反讽的效果。例如有人指出学生naoshi有着天经地义的合法性。从五四到一二九，若没有冲动的学生，哪有今天的执政党。在要求稳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之前，要想想这个局面从何而来。而当时对立面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恰巧也采取今天当局的策略，大部分的不明真相，少部分受人指使的暴徒，外加上激进主义的暴力伤害了社会的正义等（五四学生火烧赵家楼就是一场典型的事先阴谋）。正是有着这种历史上话语的联系，所以当局在最终处理学生的时候，没有足够的话语主动权，因此会采用大事化了的策略，即名义上很高调处理学生，暗中采用迂回的办法，高高抬起，轻轻落下，唯一严格控制的是舆论，因为当局明白，一旦学生引述历史，则自陷于不义的地位。

    除了比附历史，学生还在表达一种“烈士情怀”，即naoshi的学生是用于牺牲的奉献者，他们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以换来大家的平安，以道德黏住必然要被分化的人，而集合的人数正是这些学生敢于行动的最终底气，砸一个车子，一个人砸是流氓，一千个人砸就是英雄。

    那么，事件发生完了以后，我啰嗦这么多要表明什么态度呢？

    90年代以来，在群体事件，我称之为激进主义的事件增多的时候，反而学界出现了一个反思的热潮，即以改良代替革命，以甘地代替马克思的主张，在审读历史的时候，五四作为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反而被冠以激进主义的标志，由此上述的历次针对政府的事件都成为了暴动和盲动，是历史的反动等。激进主义开始负担了中国百年社会动荡的一个原罪，而那些所谓的老成持国的封疆大吏，却成了改良的先锋，如张之洞、袁世凯等。

    激进主义应该负担这样的原罪么，若我反问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革命的压力在，没有黑暗中人群的聚集，执政者为什么要改革，没有人逼着，执政者的车轮会哪怕稍微向前走向一步么，即便当局者有此改革的愿望，但是庞大的官僚制度也可以从下面一个小小的退休副处长开始，扼杀掉萌芽的努力，恰是这个naoshi给了执政者一个机会。这个学校现在已经开始做出了某些改进的承诺，这是以往几年多起交通事故以后都没有达到的结果。若没有革命的火焰在闪耀，绝不会有改良的火星能升起。